欧美债务危机逼近,中国不必过于悲观

——戴国强

     1月16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戴国强副院长专访文章。文中,戴国强副院长分别对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他表示,美国对抗衰退,财政政策是首选,而欧债危机由于原因不同而具有不可控性。面对欧美债务危机,中国应当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要防止经济滞胀,同时,中国经济回旋余地大,需谨慎应对当前形势,但不必过于悲观。


 

          三因素点燃美债危机

美国债务危机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为了拯救经济衰退,采取凯恩斯主义。第二,前十来年,连续对外发动战争,导致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第三、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解决国内金融机构及私人企业部门的困难,把这些私人部门的债务揽到自己身上来了,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政府资金怎么来?靠负债。

凯恩斯给人类解决经济困难提出了方案。凯恩斯有这样几个观点:他接受古典学派的“经济二分法”,把经济分成“实际领域”和“货币领域”。凯恩斯第一次明确提出,货币对经济有重要的影响。他认为货币领域里面有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如果货币供给多了,货币需求少了,这样就导致利率下降。反过来,利率就会上升。利率变化会影响实际领域里面的投资和储蓄的行为,利率上去了储蓄会增加,投资会减少,利率下来了,投资会增加,储蓄会减少,通过利率把这两个领域连在一起,从而就创立了货币经济学。但是他认为古典学派提出的“市场是完美的,供给会自创需求,市场会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前提”是错的。需求不会自动与供给相均衡,整个社会经常处在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就是总需求不足,要对需求进行管理。

需求不足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消费不足即消费倾向低。其次,流动性偏好,人们都喜欢流动性比较强的资产。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流动性偏好导致人们喜欢藏现金,特别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藏现金的欲望就更强。再次,对于资本未来的收益预期,当未来收益预期是高的,人们就会加大投资,如果未来收益预期是低的,就减少投资,经济衰退时,看不到前景,人们都不投资。总需求不上来,经济衰退就不能解决,凯恩斯提出让政府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这叫需求管理,凯恩斯的理论又称为需求管理理论。每当经济开始出现危机了,凯恩斯主义就重新上升到主流,被政府用来调节总需求。

对抗衰退,首选财政政策

中国在2008年10月份提出一个4万亿计划,这就是需求管理,这个做法是值得探讨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中国在2009年首先走出了衰退,这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美国现在把私人的债务揽过来,这也是干预。为借款买房的人提供拯救计划,减轻他们的利息负担,都是政府采用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增加投资,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作用,来弥补私人市场有效不足。这就是凯恩斯的一些主要政策观点政策主张。有些人认为,现在经济两次探底,就是凯恩斯惹的祸,坚决不能再执行凯恩斯主义。这个说法值得商榷,他们认为凯恩斯搞通货膨胀政策,搞到现在变成滞胀了。

凯恩斯认为在治理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是有用的,但是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这个观点说明在治理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是主要的,货币政策是第二位的。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时主要是增加发行,发行不一定能带来经济增长。当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多了,到了我们口袋里面,大家对未来不看好的话,你会去增加投资吗?你肯定不会增加投资,你会增加消费吗?也不一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主要是靠财政政策,启动财政政策,政府可以发债。财政政策通过政府的信用来动员闲置资金,改变资金的结构,而不是改变资金的总量。所以通货膨胀不能简单认为是凯恩斯惹的祸。

凯恩斯强调利用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扩大市场需求,摆脱经济危机。美国遵循凯恩斯主义,公共债务占G DP的比例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急剧的上升,主要是摆脱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国债的债主遍布全球,但是美国国债主要持有者还是美国人。

美国现在的经济数据已经出现好转,去年11月份美国失业率从10月份的9%下降到8.6%,是2009年3月份以来最低水平,说明就业开始好转。

美国失业率高是危机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背后的实质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过剩危机。生产供给超过了需求,只能通过市场的办法,强行减少生产,减少生产带来的后果就是失业增加。中国用政府强行推进的办法,推出4万亿计划,好处是失业率没有明显的增加,问题是过剩可能会更加严重。美国通过市场力量把过剩的东西消化掉,然后为未来的发展腾出空间,中国用新的过剩代替旧的过剩,中国经济要想出现根本的好转可能道路更加艰难。

今年是关键,美国能不能继续保持恢复的势头值得关注。美国经济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财政赤字大,二是储蓄率降低,但是美国仍然有政策回旋空间,美国现在搞结构量化,调整政府负债结构,把短期负债变成长期负债,表明政府将继续进行需求管理。美国经济有好转的迹象,而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特别大。

欧债危机具有不可控性

欧债危机具有不可控性和长期存在性,首先欧债危机的爆发是金融危机的结果。金融危机只不过把债务危机显现化,此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长期执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后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面临社会矛盾尖锐的困境,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一方面让厂商从利润当中拿出一部分来,另一方面政府增加转移支付。政府对企业实行减税,政府的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增大。

第二,欧元制度先天不足,欧元制度是在社会还没有达到大同要求的前提下做起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可以统一,但是政治、国家主权不可能统一。所以货币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来管理,各国财政独立,当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时候,不能利用中央银行增加信贷增加货币投放,只能利用财政政策,很多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欧洲债务危机前景非常艰难,因为这两个问题都很难解决。欧元区国家搞欧洲稳定金融基金,拿这个作为准财政,逐渐推进财政统一。但它推进的程度是有限的。现在的问题是1064亿欧元资本金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要扩大到1万亿,这个资金从什么地方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债?

欧洲主要国家的负债率基本上都达到80%以上。欧元区国家制造业PM I指数(即采购经理指数)下降。PM I指数往上走,说明对未来看好,经济出现好转,这个指数的荣枯线在50%。另外,欧盟以及欧元区失业率很高,现在对欧元区的预测都是比较悲观的,2012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1个百分点。

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根据罗格夫理论: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容易受到外部尤其是经济的影响。中国的供给不成问题,但是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消费只占GDP总量的36%-37%,要靠投资和出口来弥补。

前几年,出口对中国G D P总量的贡献度达到30%多,这导致中国经济对外部的依赖非常强。此外,在中国现在的体制下,融资主要靠银行,货币供给控制难度大,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且使风险集中于银行。内需企稳了,但是没有弥补外部需求减少的缺口,出口订单指数处于偏低状态。新出口订单指数一直在50%边缘波动,去年8月份降到了48.3%。中国的PM I下降,显示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去年10月份下降到50.4%。到11月份又继续下降,除了官方PM I下降,民间的汇丰PM I及就业指数也出现下降,下降到金融危机以来的低点。在广交会上,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订单分别减少了24%、19%。今年中国的出口总体来讲会继续下降。

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几年来房地产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10%-12%。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不断萎缩,房地产销售金额大幅度下降。现在已经不是二次探底的问题,我们要准备应对长期衰退,现在看来经济走势不是W型了,可能是L型了。2012年是充满风险的一年,很多国家今年都进入大选年,大选年通常是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一年,欧债危机令人难以乐观,美国经济到底能不能持续向好,值得关注。今年是充满风险的一年,所谓风险就是不确定性。

加快内需增长,紧盯四方面

去年12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的十二字方针。去年12月14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定下“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取得政策有效性的抓手就是内需增长。内需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如果消费上不去的话就意味着投资将大幅度上升,投资大幅度上升意味着中国又回到2008年、2009年这样的老路上面去了,没有核心技术出现,没有新的创新产品出现,增加出来的产出只不过重复生产。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加快内需的增长,要做好四个方面工作: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动民营企业投资。

首先要促进居民的收入增长,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 DP的比重在世界上排名很低。中央提出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消费需求最有增长前景的就是中等收入阶层,中国的内需不足,原因也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在于普通民众收入过低,社会保障不完善,谨慎性储蓄太多,不敢消费,财政政策可以更有作为,一是加大转移支付,第二是减轻个人和企业的税负,让人们有更多的收入增长,来增加消费。

第二,改变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结构里面制造业占统治地位,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如果服务业上去了,内需也会上去。

第三,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65倍扩大到3.28倍,城镇贫富差距从4.2倍扩大到9.8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重点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促进消费。

第四,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企业并购重组之风盛行,国有企业优势明显,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因为无利可图不敢加大生产投资,而将资金纷纷转向了股权投资和房地产市场。

中国现有的经济模式已经遭遇严峻挑战,国际游资开始撤离中国,去年9月份开始放出明显的信号,外汇储备大幅度减少608亿美元,10月份继续减少,其中大部分是游资。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最主要就是正确处理好两个标准,不仅要让人们看到改革以后的实际好处,还要让人们体会到改革的收益大于改革的成本。对于前者,公众没有异议,要让人们体会到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由于改革的路径问题,让公众承担了很多改革压力,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压力,公众的幸福感不高。处理好这些问题,使公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才能使改革有取之不竭的动力,才能够继续推进改革。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继续有效,中国应当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要防止经济滞胀。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促进经济增长主要靠科技创新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信贷膨胀保增长无法使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决定银行总爱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靠信贷膨胀拉动经济还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此外,由于长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超过实际需求,最终会导致人民币贬值。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从今年来看,中国经济认可实现8.5%左右增长,在现行体制框架下,政府有办法能够做到8.5%,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下中国经济可以实现软着陆,如果海外经济有所好转,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好转,中国经济增长还可以得到显著的改善。在新一届政府组织下,2013年经济增长将会有所收获。全年经济增长在2013年有望达到9%左右,但是这个结果要取决于外部,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在短期内还不能得到明显改变。对未来,我的看法是谨慎但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中国经济回旋余地大,中西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信政府有办法实现“稳中求进”的战略。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