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货币需求比研究货币供给困难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使得国民收入分配逐渐向个人和企业倾斜，市场机制引导经济发展，但通货膨胀金融风波时有发生，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学科学规律，开展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研究是有现实意义和理论建设意义的。还在复旦攻读博士的戴国强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并完成了《中国货币需求分析》的著作。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货币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多年来戴国强教授一直没有停止观察和研究。本周，戴国强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接受《新民晚报》专访时表示，对中国来说研究货币需求比研究货币供给更困难，要研究有效的货币政策应该多花些功夫研究经济的主体——人。
“货币需求是货币供给的依据。坦白说，现在中国货币需求的规律很难寻。”戴国强教授解释，当货币用来衡量商品和资产价格时，商品价格相对来说因需求有限而不易产生泡沫，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具备完全替代性，“例如吃饭穿衣等需求都是有限的”，而资产需求却因贪婪的人性无限扩大，资产价值的追求难以找到边界。他补充说，从供给角度看也同样如此，“商品供给受到生产力、原材料、人员素质的限制，生产使用价值能力有限。而一旦作为资产在市场上交易，由于存在做空机制，供给的规模也会放大。”“在商品市场上价格是输出变量，而在资本市场上价格成为输入变量。”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股票市盈率很高，理论上早已没有投资价值却仍有人接盘，房价飙高到十几万元一平米依然有市场，只要投资者认为它还有上涨空间，就会去接盘，这就是在资产市场上难以找到所谓合理价位的原因。
因此，当货币需求主要缘于交易需求时波动较小，容易找到规律，但当货币为了满足资本运作和投机的需要大大增加时，货币需求大幅波动，规律难寻。货币需求理论问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现金交易方程式开始提出最早的货币需求模型，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货币需求理论，理论研究进展非常缓慢，“中国货币需求主要满足交易和投机的需要，而现在，投机需求的货币量比以前大大增加了。成熟市场的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对中国来说，研究货币需求比研究货币供给更困难。”他说。
不能只用“工程师脑袋”研究货币政策
“为何货币政策起不到很好的撬动效果？实际上这一问题经济学家早就解释了。比如凯恩斯上世纪30年代就说过在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他强调政府干预，但不是替代市场，利用政府干预改变人们的预期，拉动投资、就业、消费，拉动经济，使经济走出困境。”戴国强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实体经济资金短缺主要靠银行信贷弥补，造成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的依赖性很高，“全球经济货币化率都很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是一个典型。去年中国的货币化率已经达到了208%，而美国只有70%，合理区间应该是60-80%。”
“经济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但似乎当前的研究过于依赖数据，太以‘工程师’的思维来解释经济了。而数据是滞后的，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还在实行紧缩政策，在经济跳崖式下跌后才改变。实际上经济的主体是人，是有思想、有性格、有偏好和私心的人，人是理性的，更是感性的。如果不考虑人的因素，一味只依赖数据论证找出行为规律太过于简单化，而经济研究简单化就无法探讨经济波动的规律。”
他表示，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发生变化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要看是否能够改变人们的预期，“如果不能改变，起码稳定预期，千万不能强化预期。”例如人民币汇率几年前就有下降的信号，当人民币汇率一打开，一周内连连下跌，这就强化了人们的预期；也有正面例子，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周边国家货币都贬值，当时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结果不仅稳定了人民币，也确立了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央行承担维护货币币值稳定的责任，要从人的角度研究，不能简单率性。现在为了维护货币稳定，花了很大代价。”
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衰退时采取降低利率等调控工具，人们的预期不一定会提升，调控难有实际效果。他强调，货币政策不光是技术，更是艺术，要有驾驭艺术的能力就不能只是用“工程师的脑袋”来研究。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应保持平衡
戴国强教授认为，一个良性的市场应该有“三规”——循规律、守规则、讲规矩。在频繁出现金融大鳄、明星投资者不守规则的投资行为搅乱市场时，对此应该有严厉惩罚措施来纯净市场，让金融回归本质，让市场遵守规则。
发展资本市场是为了解决中国金融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是当前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之后的乱象太多，问题太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中国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的安全性取决于中国金融的安全。周期波动在任何国家都有，但是如果金融出问题，经济会有大问题！”他严肃指出，“当下中国金融很多需求系于银行，这带来了不稳定性。管理者认为银行是金融稳定的定海神针，就监管过死，这导致中国银行改革比国际同行滞后很多。可关键是如果中国金融结构不调整，中国金融落后的状况就不能明显改善。”
戴国强教授认为，多年来中国金融以“按部就班式”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发展，人们并不知道哪些是能做哪些不能做，尽管经过几十年探索已有些眉目，但是在“免责文化”的影响下，过分严格的监管限制了金融创新的空间和余地。“当前中国金融的真正创新不多，打擦边球的很多；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不多，能提高金融市场交易效率的不多，金融大鳄破坏性行为很多。”他认为整顿市场，在监管加强的同时应配套给予金融创新空间，可以学习美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划出底线，在负面清单之外允许尝试创新。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如今是考验官员个人能力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事在人为。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时期，经历纳斯达克指数大跌、房价波动，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如果他对市场的敏感性不够，很难让美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市场的监管者并不是万能的，个人能力和眼界、学识、气度、灵敏度都很重要。”戴国强说。
说起数字货币，戴国强教授认为这是未来趋势。“数字货币不是新鲜玩意儿，新货币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这个设想。黄金储备远远赶不上人类对货币的需求，比特币出来以后，人们仿佛看到这是未来货币的一种取代形式。但是各国央行是不能容忍它的存在的。因此，央行化被动为主动，加快数字货币研发”
他看好数字货币的未来是因为，用区块链技术挖掘货币，可以保证货币规模，同时具有保密性、安全性的保障。“如果全社会都使用数字货币，其流通离不开央行掌控，届时将更好地做到货币供求的均衡，也能弥补纸币无法退出流通的缺点。数字货币的交换、管理也更加方便，腐败也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不过，他也表示，目前来看，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研发和应用。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需要怎样的货币规模、现有货币和数字货币如何换算、数字货币的价值稳定性如何保持等，都还有待研究和开发。
金融人才也应学习历史和哲学
三十多年来，戴国强教授一直坚持留在讲台。这些年，他越来越感到金融教育有一个巨大的缺失，“金融学是社会科学，不是光研究物，更要研究人。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前金融教育缺少历史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他补充说，“了解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史很重要。没有研究历史，就不会清楚一个观点和理论的来龙去脉，机械地学习相关理论和概念，不知道理论背后隐含的内容。所以我们常看到对凯恩斯、弗利德曼等经济学家的偏见，就是因为看问题相对静态，不符合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现在的课程体系设计中技术性课程的增加挤出了人文哲学课程，但戴国强相信，金融面对人的思想、行为变化，学习这些知识会让人的见识、学识更上一个层次。
几年前，有研究显示上海金融人才缺口20万，这几年或许缺口在数量上已经缩小，但在戴国强看来，总体仍然缺少，而且人才质量还需要提高，一些市场发展滞后也使得一些高端人才没有得到很好的历练，应对高端人才培养进行个案总结。
在外，戴国强教授是严谨的学者和睿智的师长，在家他是体贴的丈夫和宽容的父亲。“家庭里夫妻之间相互支撑最重要。我们两从事的领域不同，不同阶段谁的工作更重要，另一个就多承担点家务。”戴国强的妻子是著名作家秦文君女士，两人通过大学同学介绍结识，相恋相知相伴。他的第一篇见诸报端的文字还是请秦老师出马改过的，“还以为自己很会写，结果发现和她比还很有差距。后来跟着她学到了写作的技巧，总得来说她对我的帮助比我对她的帮助更多。”
两人的女儿继承了父母的兴趣和特长，女儿戴萦袅如今在攻读金融学博士，爱好是写作，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多篇文章还在本报夜光杯上发表。对女儿，两夫妻采取宽松、尊重的教育态度，引导和鼓励她发展自己的兴趣。
人物名片
戴国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财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商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副院长。戴国强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货币理论和银行管理，他从教三十余年，担任过教育部全国高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信息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金融学会顾问，上海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上海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
戴国强的主要学术成果有著作《中国货币需求分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等十余本，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经济”、“学术月刊”、“财经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论凯恩斯“准繁荣”思想及其对通货膨胀的态度》、《中国股票市场周末效应》、《论我国货币市场发展的目标及路径》等九十多篇。他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3项和省部级课题8项，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等多个奖项。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