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一是外部环境恶化：贸易战打打停停，具有长期性严峻性，不会因谈判和协议而改变，可能导致外需下滑，同时科技、金融受到冲击；二是内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房地产）问题：人口老龄化降低需求、少子化影响劳动力供给，共同影响经济增速下行，同时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影响房地产的供需关系、影响社保财政压力，房地产问题的背后是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三是地方财政债务问题：房地产市场将持续处于调整转型期，土地财政继续下台阶，地方可支配财力有可能承压，影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四是供给体系（能力）存在结构性问题，供需失衡：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中低端供给过剩与中高端供给不足并存、商品供给过剩与服务供给不足并存。
“十五五” 时期中国存在三大发展机遇：一是外部贸易摩擦倒逼非美战略联盟强化，中国可深化与中欧、中日韩、东盟等的政治经济合作，前提是通过改革将中国建设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二是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潜力巨大；三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科技创新将迎来爆发式增长。与 90 年代日本相比，中国具备政治独立、市场广阔、提前去杠杆、城镇化空间及政策调整空间更大等优势，不必过于悲观。既要充分估计风险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与韧性。
宏观调控方面，要实现 “有收入、有就业、有获得感” 的增长，并重塑经济治理目标体系：总目标要盯住名义 GDP 增速和物价，财政政策盯住支出增速，货币政策盯住实际利率。
体制改革方面，要深化体制改革优化供给结构、扩大需求水平，实现供需平衡。一是推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通过完善税制（强化个税调节、探索财产税）、优化财政支出（加大民生投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慈善事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二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限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进城农民土地权益，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推动“国资 - 财政 - 社保” 联动改革：加大国资上缴财政的比例专项用于提高农村养老金，划转国资充实社保，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四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厘清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中央支出比重；稳定宏观税负，构建以共享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改革个税、消费税，探索数字税、碳税等；强化预算管理，建立规范的资本预算和债务预算。五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鼓励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研究设立 2-6 万亿元股市平准基金；优化企业上市融资制度，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推动企业并购重组，优化审核机制与资金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