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教师以“双一流”建设为使命，勇担人才培养时代使命，以世界一流为标准，加强科研攻关，深扎教育一线创造出国际一类的学术成果。本期推介成果为上财商学院符如春伊助理教授及其合作者Yi Ta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Guoli Chen (INSEAD)共同发表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的论文：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s and corporate social (Ir) responsibility.
上财商学院作者简介：符如春伊，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网络演变。
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s and corporate social (Ir) responsibility
1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涌现
自2004年起，大批企业在高管团队中加设了一个专门负责企业社会绩效的职位——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这类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内容包括改善供应链中的工作条件、制定更好的安全程序以及从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产品中获利等(Forbes, 2014)。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出现标志着当代公司对其社会责任的承诺，也意味着公司终于意识到了可持续性和效率是齐头并进的(New York Time, 2007)。
然而，设立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能为企业的社会绩效带来实质性影响吗？本文试图从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与注意力视角(Attention-based view)去回答这个问题。
2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影响
将企业的社会绩效分解为企业的负责任行为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与不负责任行为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我们提出，由于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确保了公司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聚焦到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出现将显著改善企业的社会绩效——企业将从事更多的负责任行为和更少的不负责任行为。特别地，基于人们对负面信息的额外关注，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在不负责任领域的改善作用将更加明显。
围绕影响注意力分配的情境，我们还探讨了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Sustainability committee)和行业原罪(Industry culpability)的作用。具体地，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设立能够进一步加强可持续发展在公司战略中的重要性，帮助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调动更多的公司资源与注意力，加强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类似地，考虑到有原罪的行业（例如烟草、赌博等）需要面对公众对其社会责任的严重质疑 (Hudson，2008)，在这些行业内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拥有更多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包括调动公司资源、减轻其他高管的注意力约束。同时，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行业原罪的加强作用在不负责任领域更显著。
3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美国S&P 500上市公司在2005至2014年间的数据检验了以上假设。结果表明，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出现确实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绩效，特别是对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的改进。然而，负面信息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更强：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行业原罪仅加强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对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的影响。特别地，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削弱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对企业负责任行为的作用。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因为企业高管和董事们对“什么是企业负责任行为”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可能将公司的注意力导向其他方向，减弱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作用。
4贡献和启发
本文关注了职能型高级管理人员(functional top management team member)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聘用这些高级管理人员并将各个细分领域的工作（如财务、运营、可持续发展等）明确地分配给不同的高管负责，使得他们对企业在各个细分领域的绩效表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本文发现，职能型高管的加入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至少，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设立的确能够影响企业的决策。特别地，本文的研究结果指出，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在负责任和不负责任领域的作用是不同的。
本文的研究也回应了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入究竟是实质性的还是只是形式主义。我们发现企业的社会绩效表现、财务实力和所处的制度环境均会影响企业是否设立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但是不论企业的动机是什么，首席可持续发展官都能为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改善企业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表现。
最后，本文指出，企业的负责任行为和不负责任行为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受不同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认识到这两个维度的差异可以让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