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学术推介 | 上财商学院聂光宇副教授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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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院教师以“双一流”建设为使命,勇担人才培养时代使命,以世界一流为标准,加强科研攻关,深扎教育一线创造出国际一类的学术成果。本期推介成果为上财商学院聂光宇副教授独立完成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论文“Marriage squeeze, marriage age and the household savings rate in China”。

 

 

上财商学院作者介绍 

 

 

聂光宇: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经济计算方法。论文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China & World Economy,《经济研究》等经济学顶尖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

 

Marriage squeeze, marriage age and the household savings rate in China

 

研究背景


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如图1所示,这一比例从1980年的1.05个男孩/1个女孩,迅速攀升到了1.2。

 

图1:中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


Wei and Zhang (2011)
指出,该现象造成了婚姻市场上的巨大失衡。他们的测算表明我国“光棍”的数量在2010年达到了三千万人。为了能够成功娶到媳妇,广大男性青年和他们的父母会通过增加储蓄来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他们的实证分析表明,性别比例失衡强化了这些家庭出于结婚目的开展的“竞争性储蓄”(即不仅要存得多,而且要比其他男孩家庭存得还多)。这一行为造成中国家庭总储蓄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

 

 

 

然而,人口学和婚姻经济学文献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观点是,结婚年龄的调整可以极大的消除婚姻市场上的不平衡,从而保证男性和女性的结婚率不受大幅影响。按照这个说法,如果中国男性推迟结婚的话,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仍然能够顺利结婚。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广大单身男性似乎没有必要过度积累婚前储蓄,而房价也主要不是由丈母娘推高的了。数据分析也表明,中国夫妇的平均年龄差在1990到2005年间上升了1年。因此,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推迟结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男性的结婚率,以及缓和了中国储蓄率的上升。

 

实证分析


首先,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1.
从1995年到2002年间,我国的家庭总储蓄率上升了8.12个百分点;


2.
我们将这一变化分解为家庭收入的变化,储蓄行为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三个方面,发现家庭总储蓄率的上升几乎100%都是由储蓄行为上的变化导致的;


3.
青年人(25~40岁)储蓄率的上升可以解释总储蓄率上升的50%以上;


4.
在青年人中,男性储蓄率高于女性,而未婚家庭的储蓄率高于已婚家庭;


5.
男性的收入与结婚年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此外,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一致,我们还发现近些年来,我国不同年龄的储蓄率呈现“倒U”型:即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储蓄率高于中年人的储蓄率,如图2所示:

 

图2:不同年龄的平均家庭储蓄率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实证发现,我们严谨的构建了一个包含婚姻市场的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来分析性别比例失衡以及结婚年龄调整的影响。该模型中,婚姻市场是无摩擦的,即质量最好的男性匹配质量最好的女性,第二好的男性匹配第二好的女性,以此类推。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排序靠后的男性在当期只能保持单身,并在下一期重新进入婚姻市场。因此,婚姻市场上的每一个男性都由两个变量刻画:{财富,年龄}。对于一个女性而言,她既偏好男性较高的财富,同时也偏好较低的年龄。因此在均衡中,存在财富和年龄两个维度的权衡:如果一个男性选择推迟结婚,则较大的年龄对他寻找伴侣是不利的,然而与此同时,他有了更多时间进行储蓄,在此期间他的收入也可能有所增长,从而他可以通过累积更多的财富来弥补年龄上的劣势。当男性存在两维变量刻画时,婚姻市场上的匹配状况较难求解,而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


在这个模型中,青年男性都偏好结婚,同时也希望能与更高质量的女性结婚。因此,他们会自发的参加到“竞争性储蓄”之中。因为每多存1块钱,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排名就会相应的有所上升。


为了定量研究推迟结婚所起的作用,我们比较两个版本模型的结果:在模型1中,男性不允许推迟结婚,比如说,他们只能在25岁结婚,否则就将一直单身。在模型2中,男性可以推迟结婚,例如他们可以在25岁到40岁之间的任一年龄结婚。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男青年25岁没能结婚,那么他26岁时可以再到婚姻市场中碰碰运气。如果他在26岁那一年收入很高,积累的财富够多的话,他就可以26岁结婚,否则就要再等一年。不过在等待的过程中,他的年龄不断增加,所以结婚对于他的财富要求也会相应的不断提升。如果他一直到40岁还没有成功脱单的话,那他就不得不孤独终老了。

 

模型结果


我们假设从某一时期开始,新生儿的性别比例从1永久提高到了1.18,并比较模型1和2的动态反应。

 

1

 推迟结婚年龄的长短期影响


我们发现,推迟结婚年龄所起的作用在短期和长期完全不同。在短期内,推迟结婚年龄可以有效缓解储蓄率的上升,同时缓和男性结婚率的下降;而在长期,推迟结婚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时对于男性结婚率完全无影响。这一结果如图3所示:

 

 图3:性别比例失衡后的演化路径

 

出现这样长短期差异的原因在于:推迟结婚年龄(增大可以结婚的年龄范围)存在两个相反的效应:一方面,男性青年预期到他们一辈子有更多的机会结婚,从而缓和了他们为了争夺配偶而储蓄的动机;另一方面,婚姻市场会变得更加失衡,因为在同一时间内,婚姻市场中不仅存在25岁的未婚男性,还存在之前未能成功结婚的更大龄男性群体,从而造成婚姻市场对男性而言变得更加拥挤。我们证明,在长期均衡下,上述两种效应相互抵消,从而男性的结婚率不受结婚年龄调整的影响。而在短期内,推迟结婚年龄能够起到缓和作用的原因是,短期内不存在年龄更大的未婚男性群体。当性别比例为1时,所有人都可以顺利的在25岁找到配偶。


这一研究结果与婚姻经济学文献的主流结果有区别,其原因在于,文献中探讨的婚姻市场失衡通常只考虑暂时性的冲击,而我们模型中研究的性别比例失衡是长期现象,这也与我们在数据中观察到的结果一致。

 

2

年龄-储蓄率曲线


我们的模型还表明,当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时,年龄-储蓄率曲线的斜率是负的,也就是说,年轻人的储蓄率高于中年人,这也与数据中的结果一致。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

 

1. 年轻一代人的出生性别比例更加失衡,因此其竞争性储蓄的动机更强;2.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人的财富分布变得越来越分散,在这种情况下多存1块钱对于提高地位的边际贡献下降;3.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人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其已有财富决定,此时再多存钱的影响也就不大了。

 

贡献与启发


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探讨了推迟结婚年龄对于缓解婚姻市场失衡所起的作用,发现其长短期的效果存在本质差别。这一结果对于婚姻经济学文献有相应的贡献,此外也有助于解释“中国储蓄率之谜”。一个现实的结论是,因为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是一个持续几十年的长期现象,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推迟结婚来缓和婚姻市场的紧张状况。


此外,从方法上,本文的定量算法对于婚姻经济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传统上,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假定未来的结婚率/出生率可以用某一方程(例如线性方程等)加以描述,从而进行婚姻,人口增长的预测;而本文从效用最大化和婚姻市场匹配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结婚率和储蓄行为的内生变化,其定量结果的可靠性更高。

 

注释:

近些年来有很多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如“丈母娘推高房价”,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万紫千红一片绿”等。

 

网络上曾流传的某政协委员的建议似乎与此吻合:“80后孩子如果买不起房子,80后女孩子可以嫁给40岁的男人。80后的男人如果有条件了,到40岁再娶20岁的女孩子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