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潮起，奋楫者先。改革开放41年来，一批又一批中国企业家通过商学院的精英教育走向了时代潮头，献身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商业文明传播与构建中去。但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魏航看来，贡献了大批卓越人才的传统商学教育，正到了破局变革之时。
如今中国多数商学院仍在沿用西方舶来的教材和案例，在21世纪迈向第三个十年之际，这些孕育自西方土壤的产物是否还能为中国带来教科书般的成功？面对加速变革、时移世易的产业迭代和商业社会演变，中国的商学教育，以及镌刻着其印记的企业家们，能否为世界贡献来自中国的智慧和实践？
“如果说过去的30年，中国商学教育的勃兴是搭乘了国际化的东风。那么未来的关键30年，追本溯源、回归本土，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我们的理论支持和人才支撑，才是中国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是上海财经大学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魏航这样讲到。
作为商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拥有学生和教师人数最多的学院的引航员，“管理者”和“教育者”是魏航最鲜明的两大标签。从人才培育创新到师资梯队建设，从科研实力提升到教学成果保障，商学院的前行方向始终是魏航最为关切的问题。两年前，上海财经大学刚刚度过了她的百岁生日。百年上财，百年商学，如何将学校办学优势和对中国商学教育的思考落实到学院各项工作中，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打造学院核心优势，培育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企业家和管理者，魏航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分享了他的洞见：
HBRC：随着商业社会的快速演进，中国商学院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商业社会似乎对技术变革“又爱又恨”，这对商学院教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魏航：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商学院进行了成功的国际化，那么未来必须要深耕本土化。过去30年，中国商学院充分借鉴欧美商学院教育的先进经验，引进了成熟的评测体系和标准，并很好地消化吸收了他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了标准化、规范化和相对高质量的商科教育。但坦率地讲，我们的商学院教育正逐渐走到瓶颈，亟需改革破局。
以案例为例，哈佛商学院向各商学院输出了大量优秀的海外案例，但这些案例背后深层次的思想、架构、逻辑、其背后丰富的商业文化土壤却大多是西方产物。西方管理教育的成功在于生态体系的成功——以理论研究为基础躯干，商业思想的提炼为头脑，商业实践为四肢，三者合一构建起了完整健康的系统。
而目前我们过于注重理论成果，商业思想的提炼和对商业实践的指导相对薄弱，造成了“身子大，四肢短，脑袋小”的现状。不过我认为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不会停留太久。关键是建立起从理论到实际、再上升到思想的良性循环，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死循环。中国商学院应该更多地去研究阿里巴巴、华为这样的企业，培养学生对国情和中国商业实践的认知。然后以此为基础，一步步培育出具有世界公民意识，同时又具有中国情怀的商界精英，这是商学院教育的重中之重。
再来谈技术的变革，其实这对商学院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现在几乎所有的美国高校都在谈论一个问题——怎么利用大数据手段和技术从整体上重构美国的商学院教育和美国的人才培养。
美国的选择是走技术化道路，很多商学院因此取消了MBA学位，取而代之的是BA项目（Business Analytics，商业分析），培养职业经理人的任务就交给了哈佛、耶鲁这样顶尖的学校。这样的模式能培养出合格的商业人才吗？我个人持怀疑态度。商学院教导给学生的不应只有技术，价值观的塑造、视野的开拓以及历史眼光的重构——也就是三观的塑造更加重要，管理教育不应该过于功利化。
HBRC：所以您认为商学院应该在长期主义价值的塑造上给学生更多的指导和教育？
魏航：就道德去讲道德很难，应该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上财商学院专门开设了一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选读》课程，无论是儒家、法家还是道家，学生在接触到了先哲的思想后，看问题就会形成一定的历史纵深感。首先要从宏观角度提升认知能力，再深入微观讨论道德素养和企业社会责任。学院也会通过一些活动将价值观塑造融入到学生的培养中，比如今年我也与MBA学生共同去参加了亚沙赛。只有去了阿拉善沙漠，通过自己的脚步和实践，才能真正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有多大，才能体会到中国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异之大，这才能更多地唤醒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HBRC:另外想谈的一个趋势是技术对人才市场——也就是企业管理带来的影响，传统认为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大数据决策的出现是否让管理中科学的一面变得更加重要？
魏航：不完全对。虽然过去企业也拥有大量数据，但缺乏分析处理数据的有效手段，所以用技术手段去解决管理问题并不常见，大家往往还是依靠经验和直觉。但现在计算机运算能力上来了，分析方法论也多元了，所以企业有能力、有条件去挖掘数据，捕捉并呈现商业行为的背后规律，这相当于部分开启了“上帝视角”。有人说我们对商业社会探索和认知的过程是盲人摸象，即便现在也是——虽然不能拍胸脯说洞悉了百分百的正确规律，但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将观察到的碎片拼接起来，慢慢地轮廓也就肉眼可辨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抱着大象的腿或长鼻不松手。
管理是管人和管事的结合，通俗来讲管事的科学性更强，管人的艺术性更强。但科学的加强，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减弱，两者绝不是此消彼长。只要有商业社会存在，只要有人与人之间沟通存在，只要企业运营中依然有人在参与，我想“艺术”在管理学习与实践中就会扮演执牛耳者的角色。
HBRC:抛开技术等科技因素，我们还看到当下全球化进程遭遇了重重困难和阻力。映射到商业社会中，您认为商学院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魏航：我理解中的全球化既包括了基础设施的全球化，也包括了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各个国家和地区有序融入到全球产业大分工中，逐渐在价值创造的各个节点建立了核心优势，高效促进了资本、贸易和技术间的流通。所以逆全球化只不过是蚍蜉撼树，既不得人心，也违背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认为，无论是对于商学院教育还是企业家、管理者来说，面对全球化，最重要的是具备“历史的视野”——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解决问题。这也是刚刚我在“商学院对学生的长期主义价值塑造”中提到过的，因为我们个人的所见所闻只是历史中的沧海一粟，如果没有很好的历史纵深感来看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由此产生的认知和行为必然是局部和狭隘的。
HBRC：面对商业社会演变应运而生的各类商学教育，上财商学院的定位和优势是什么？在您的愿景中，未来的上财商学院是一所怎样的商学院？
魏航：我认为传统商学院最大的优势是依托于大学，大学意味着拥有完善的教研和培养体系，能提供一个完整、系统和深厚的教学生态，老师和学生都能很好地沉浸于其中。回到上财商学院，最大的特色还是在于依托上海财经大学的“财经”二字，这也是我们的标签。“经”指的是经济学，除去本身浓厚的学科氛围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各类专业理念新、实践性强的活动提升学科素养；“财”指的是上财特色的金融和会计教育，企业管理者们能在这里学习良好的金融、会计领域知识，以及未来面向大数据的商业分析和决策能力。此外，人才的竞争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历史观和企业责任感、人文素养、经济学基础和商学知识的面向未来的企业家。
41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体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反观我们的商学院，我们的大学，目前还远远不具备全球前二的实力，可谓任重而道远。所以未来三十年，中国高等院校和商学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我想在未来，在使命的牵引下，以构建和传播商业文明为己任的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应是一个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国际一流商学院——从智力和人才两手出发，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和能够广泛应用的管理实践，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
